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发展机制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方向，省域层面的创新和突破则关系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回顾近三年，各省份立足区域现实，高站位推进“双高计划”，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双高计划”首轮建设后半程冲刺之际，如何总结前期经验，更高质量、更大作为发挥省域作用，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省域模式，成为当前思考和行动的关键。
在创新实践中打造中国职教“星链”生态
经过三年建设，一些经济结构优、产业转型快、改革力度大、导向鲜明的省域正快速成长，并与区域内省份形成强联动，彰显区域职教“星群”效应。部分产业发展相对弱、职教底子薄、财力供给不足的省域也最大可能优化资源配置与供给，在优势产业、特色领域谋求点的突破，实践成效可圈可点。
丰富制度供给。各省域积极转化中央政策，将“双高计划”作为省域职教创新重大工程列入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通过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制度，针对推进中涉及的人事、财务、资源等深层次制度梗阻，因地制宜出台保障制度，赋予建设单位更多责任和义务，在试点项目、绩效工资、资产配置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推进资源建设。各省域以“试点”“试验田”等形式全方位推进资源支撑体系建设。24个省份先后出台产教融合专门文件，立项“产教融合共享型实训基地”“科教城”“职教园”等重大工程，形成“政府主导+资源整合”“政策推动+企业主导”“政策激励+院校创新”等功能多样的区域性高层次平台。完善高层次人才引培制度，实施产业教授计划、工匠培育、技能大师引育项目，将职教师资纳入省“人才新政”，落实校企“共聘共育”“双栖制”“柔性引进”制度，打造高层次职教“工匠之师”培育生态。在确保高职生均拨款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对建设单位给予不低于中央财政专项的配套支持。强化工作调度与绩效评价结合，构建“监控—指导—预警—评价—整改—结果应用”的省域职业教育发展绩效评估模式。
强化区域协同。各省域以“双高计划”建设为龙头，逐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格局，“以点带面”引领和推动省域职教改革与整体效能提升。省域协同及联动支持作用逐步加强，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以及成渝为代表的区域性职教合作领域与内容均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区域“星群”功能与特色逐步彰显。四个区域97所建设单位在建设职教创新示范区、改革先行区、协同发展试验区等方面先行先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标兵。
在纾解突破中彰显省域治理的效能张力
各省域虽然在治理框架、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本土化的制度创新、数字化治理格局深化、先行区领跑效应发挥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在后半程建设中努力纾解突破。
塑造省域治理模式特色。一要构建纵向递进、横向联动的政策制度体系。纵向厘清国家、省域、学校在制度设计和举措方面的职能，横向加强教育、人力、财政、土地、工商等职能部门的制度衔接和联动。二要立足区域用好政策工具。应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和地域生态差异，落实国家顶层制度，灵活选择并组合使用适当的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三要聚焦体制机制瓶颈推出突破性创新举措。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综合平台运行、高层次人才引培、突破性成果取得等领域大胆试行、先走一步，加快形成省域实践经验。
重构省域现代治理生态。一要发挥省域（地市域）政府主体责任，主导推动区域性职业教育大数据平台建设，在应用场景、标准规范、数据联通等方面构建更立体、更丰富、更智能的数字化治理模式。二要借助数据集成消除多元主体协同不畅，推动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高效协同、多方协作的数字治理模式。三要丰富省域数字治理内涵，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实现高职教育治理的平台化、智慧化、生态化，推动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价值理念的升华。
释放协同治理耦合效应。一要强化区域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从职业教育多主体合作、资源要素系统性整合、区域职业教育内外联动发展、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协同改革入手，统筹协调一体化发展顶层设计。二要建立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区域协同治理组织。学习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以及成渝地区治理成果，消解现行管理体制中“省域行政分割”治理弊端。三要推动区域内职业院校和行业产业企业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与联动，逐步过渡到职业教育体系外部更大范围内的多元化主体联动，丰富职业教育区域合作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圈整体跃升。
兼顾阶段绩效和持续效能。一要进一步建立多元投入渠道。在保证地方配套资金的前提下，健全政府、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依法筹资的投入机制，加大“双高计划”建设总体经费投入。二要处理好阶段性绩效和可持续效能的关系。“双高计划”中期评价注重对投入和产出的评价，终期则需要关注内部效能、社会效能、国际效能，尤其是产出绩效和效能对省域贡献的强关联性。
（作者：周应中系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研究员）
